作者：邹生根
近日，《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出版发行。《文选》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共79篇，涵盖报告、讲话、演讲、指示、批示等文体，具有高度的集中性，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文选》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我们更深入、系统化、学理化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开拓性、前瞻性和世界性理论贡献。
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之问。《文选》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结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之问。《文选》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以“两个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回应了新时代实践需求。《文选》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科学论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文明发展规律，构建了“什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解构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的迷思，揭示了优质生态环境本身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和长远发展潜力。这种辩证统一的科学发展观，重构了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的国情现实，《文选》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的系统治理观，突破了传统生态保护的局部治理模式，形成了以系统思维为核心的生态治理方法论，构建起全域生态安全格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等基本问题，为全面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学回答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之问。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跨国蔓延等问题日益严峻，人类站在了文明存续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新的文明形态和发展范式。《文选》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与独特贡献。《文选》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等篇目深刻阐明，“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只有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慷慨回报，而人类对自然的无序开发、粗暴掠夺，则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要坚持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充分体现了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使命和担当。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哲学思想，这种文化自觉使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避免了反技术、反发展的极端倾向，而是寻求科技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在全球治理层面，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性视野及其深厚的人民情怀和人类情怀，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科学回答了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人民之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文选》系统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在价值立场上，《文选》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从环境就是民生的执政理念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种价值选择突破了西方生态治理中资本逻辑主导的局限，使生态文明建设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在实践路径上，一是实现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体系化突破，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确立，形成了督政与督企相结合、问责与整改相衔接的闭环机制，解决了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问题。二是建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协同创新机制。《文选》中《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出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制度供给的系统性思维。通过构建生态补偿、排污许可、环境信用等制度的协同联动机制，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制度合力。这种制度设计既避免了制度孤岛效应，又防止了制度拥挤现象，实现了制度效能的最大化。三是主张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调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奠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论。在成果共享上，《文选》践行了共享发展的重要理念。从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每一项重大决策都着眼于缩小区域环境差距，促进生态福祉的公平分配。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抓手。
科学回答了人类文明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时代是问题之母，思想是时代之帆。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文选》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创造性地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一是立足时代之基，科学研判生态危机的本质。《文选》深刻指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危机，是工业文明固有矛盾的集中爆发。习近平总书记从民生之痛、发展之困、世界之变出发，强调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这一判断超越了西方环保主义的技术修补思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规律的根本冲突，也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与超越，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中国探索的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两难困境提供了现实样板。二是担当时代之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公地悲剧”，《文选》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主张。从推动《巴黎协定》签署到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新动力。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治理思维，为人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邹生根，江西师范大学美丽江西建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博士，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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