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延

　　我家在南昌的西书院街住过30年。

　　书院街之名，得之于东书院街上的豫章书院。豫章书院为江西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名气最大，但豫章书院因在省城之内也有其重要地位。豫章书院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宋，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为书院赐匾“章水文渊”，雍正年间朝廷赐帑千两资助办学，“乾嘉三大家”之一蒋士铨曾在书院就读，这些都是令书院蓬荜生辉的事情。另外，南昌还有个民间性质的豫章书院，这个名字中的“豫章”是为纪念自号“豫章先生”的理学家罗从彦，在创办方罗氏家族的大力推动下，历史上曾有两千多家豫章书院分布在全国各地，省外影响较大者有贵州豫章书院、福建豫章书院与广东豫章书院等。这似乎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古书院“连锁”现象。

　　不过这些与豫章书院有关的历史，我最初是懵然无知的。小时候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差不多每天都要从东书院街上走过，从我家走到书院旧址只要两分钟。儿时的我根本不知道那里曾经是豫章文脉所系，只记得旧址门前有“洪都大学”四字，后来那里又变成十八中。我去一中上学经常抄近路穿过十八中校园，也就是说穿行书院旧址对我来说曾经是家常便饭。

　　对书院的认识始于去东书院街理发的经历。南昌的理发师不光有修剪头发的手艺，他们还会滔滔不绝地陪顾客谈天说地，让人觉得来理发店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当时在十八中斜对面开理发店的是一位名叫万伟才的老者，他把小小年纪的我当作大人对待，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谈起书院街的历史掌故与趣闻轶事。我从他那里得知：豫章书院原来是省城里最有名的学府，清朝皇帝不但大把赏赐银子，还要求地方政府为书院办学提供保障；南昌采茶戏《方卿戏姑》里的方卿，中状元前曾经在豫章书院读书；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豫章书院派去参加召试的学生有两人列为一等……他还压低声音告诉我，十八中里面藏有半截石匾，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这就是当年书院“快靓龙门”匾额的残存部分。这些让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对周围事物的来历产生好奇心，对赣鄱文化的兴趣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萌发。

　　我家与书院为邻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父亲徐先兆在信江农专（后并入南昌大学农学院）教书，该校利用信江书院和鹅湖书院的校舍办学。前两年我去鹅湖书院参观，还见到父亲教书时使用过的一座大型惜字炉——以前废弃的字纸是要投入炉中焚烧的。我家搬到上饶后，住的地方也离信江书院不远。由于母亲怀我是在上饶的信江边，我在《涛声依旧信江流》一文中，称“信江上的风安抚了我生命中最初的酣睡”。再往后父亲调入由国立中正大学更名而来的南昌大学，我就在南昌的妇幼保健院呱呱坠地。

　　我家之所以总是与书院为邻，原因其实很简单。书院的一大功能是为科举考试服务（所以豫章书院的石匾会有“快靓龙门”四字），清末废除科举后，书院纷纷转型为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师自然会和家人一道住在校内或附近。豫章书院同样经历了向现代学校转型的艰难过程，旧址门前先后挂过江西大学堂、江西第一中学和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方志敏曾在该校应用机械科学习）等校牌。新中国成立后，南昌大学由城外的望城岗迁到城里，这里又成为南昌大学工学院的所在地。1954年院系调整，工学院的六个系全部并入省外的工科大学，此后这里就成了洪都大学和十八中。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家会住在书院街，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昌大学在这条街上有个校区，在校区旁为教工提供住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家所住的西书院街九号门前有块牌子，上面便写着南昌大学教工宿舍，另外挨近东书院街的友竹花园大宅也住了不少学校教工。

　　西书院街九号是一座五进即有五个天井的旧式建筑。大宅前门开在斜对着象山南路的西书院街街口，进门后左边有条极窄的小巷通向各个厅堂，后门则靠近象山南路末端的厚福巷。1980年春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拟了一副春联──“书院街书香郁郁，厚福巷福气酡酡”，请住在第一进的书法家姚羽辉先生写出来贴在大院门口。那时候社会上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知识与文化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节节上升，过往行人见到这副春联大多莞尔一笑。南昌大学在院系调整后变为江西师范学院（20世纪80年代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大门前悬挂的校牌用的是姚先生书法，许多师生都对那六个浓黑的魏碑体大字留有深刻印象。我家左邻右舍多为见过大世面的饱学之士：住在第三进的黄辉邦先生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曾经以受降代表与总翻译的身份接受侵赣日军投降；住在第五进的成绍宗先生是成仿吾的侄儿，做过创造社的会计，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有回忆文章提及他和夫人徐亦定。我家住在第二进，父亲1925年入党，担任过江西《民国日报》总编辑，1927年参加八一起义（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这段经历也使他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九号大宅里住了这么多先生（大宅里对大学教师无论男女一律称先生），里面的文化气息自然十分浓郁。小时候我喜欢听大人站在天井下引经据典地谈话，虽然有许多内容听不太懂，但那是我最初汲取的知识营养。回望书院街的岁月，我仿佛能闻到一缕缕沁人心脾的书香，大宅里先生们的手不释卷是一种无言的示范，让孩子们从识字起就爱上了读书。书香是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明白无误的精神存在，我当年浸润于书香之中而又不自知，直到成年之后才满怀感激地认识到，这样的早期熏陶对自己的成长是多么可贵。有意无意之间，书院街的大人把孩子们领进科学和艺术的殿堂，我和小伙伴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探入知识王国。虽然那时候知识和文化不受重视，但书院街的少年仍自觉地阅读经典著作、欣赏名画名曲和背诵外语单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些少年用一种特殊方式维持了自己的精神生长。所以，当国家恢复用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时，书院街的孩子就像当年的书院学子一样踊跃应考，一些人无需特别准备便轻松地迈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书院街上像九号这样的大宅不止一座。饶平如在《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中，对九号隔壁的八号有过这样的叙述：“外婆家住南昌西书院街八号，这里从前是宰相府，外婆家只买下其中的三分之一房屋，然而已经极大，足有十三进。”有十三个天井的大宅，恐怕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都不多见。记得小时候去八号里面玩耍，那一个接一个的厅堂对我来说构成了一座迷宫，后来是靠大人帮助才从里面走了出来。书院街上有不少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做过广东巡抚的许振祎晚年住在东书院街，许宅（后为南昌第四粮库）旁那棵见证过千年风云的银杏树至今还在街边矗立。听万伟才老人说，张勋因许振祎推荐得到李鸿章赏识，后来发达了的“辫帅”以平辈身份访许遭拒，不得已换上便衣投门生帖方蒙接见。张勋公馆也靠近上文提及的友竹花园，那个地方为严嵩旧居，“友竹”之名为严嵩本人所命，当时他在庭院中遍栽竹子以供观赏。抗战期间新四军军部设在张勋公馆，现在那里是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陈列馆大门就开在东书院街街口。

　　书院街及其周边有那么多深院高墙的大宅，应该与这条街上存在过豫章书院有关。豫章书院在清朝是由江西巡抚亲自掌管的教育机构，朝廷赐帑使其具有了某种官学性质，书院山长和讲席主持者皆为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官员学者，他们和书院学子应该就住在书院或者附近。站在历史高度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批南昌大学教工搬进西书院街和友竹花园，不过是文教界的一代新人替换了旧人——书院师生腾出的位置要有后继者来填充。至于严嵩、许振祎和张勋等选择以书院为邻，我想也是看中了这一带的清雅氛围。西书院街西头有个宫保第，这个名称也说明那里曾经住过某个大人物。

　　豫章书院已成过往，但是浸润过书香的人不会忘记它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在江西师范大学工作了40多年，江西师大前身为南昌大学，仅从校址传承上说，豫章书院也可算是校史的源头之一。江西师大七十周年校庆时，瑶湖校区在我推动下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杏岭书院，书院牌坊的匾额前后写上了“章水文渊”和“继往开来”八个大字，它们分别取自豫章书院与鹅湖书院。这既是向江西历史上的著名书院致敬，更深的意图则在提示大学建设应充分利用本土的教育资源，勿忘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书院制度。

　　现在国家提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觉得在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上，我们不必唯他人马首是瞻。毋庸讳言，中国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主要是在欧美（包括苏联）影响下形成，但是在国内一些大学“对标”西方顶尖大学的同时，西方却有一些教育学专家关注中国的书院文化。书院作为古代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其会讲与论辩等传统无疑值得弘扬光大。事实上高等教育制度的演进与创新，从来不可能逸出自身传统的轨道。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达40年之久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由英格兰或德意志移植而来。”我希望人们仰望小杏岭书院牌坊上那块匾额时，能够明白将“章水文渊”与“继往开来”放在一起的用意──江西的大学作为汇聚赣鄱英华的人文渊薮，应当承担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链接地址：http://epaper.jxxw.com.cn/html/2023-01/06/content_5413_71822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