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艺术院校而言，纪念长征胜利既意味着对重要历史记忆的艺术表达，也面临着一个更具教育学意义的问题，即如何使长征精神真正进入艺术人才培养过程，而不是停留于纪念音乐会、主题展演和阶段性实践活动。尤其在课程思政、“大思政课”与学校美育建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已经不仅承担知识和技能传授功能，也成为价值塑造、文化理解和人格养成的重要载体。

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1]。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实践育人和社会大课堂，同时指出课程思政中仍存在“硬融入”“表面化”等现象^[2]。2023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则把美育进一步延伸到教育教学各环节，强调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3]。这意味着，对于音乐院校而言，问题已不仅是“如何在专业课中加入思政元素”，而是如何发挥音乐自身的审美、情感和实践特性，使价值教育在专业教学内部发生。

江西拥有丰富而独特的革命文化资源。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央苏区建设、南昌起义等共同构成江西革命文化的重要历史谱系。相关研究已经揭示了中央苏区革命音乐文化的历史意义、江西苏区红色歌舞的艺术特点以及江西红色音乐在新时期的传承机制^[4-6]。对于地处江西的艺术院校来说，这些资源既属于地方历史记忆，也具有转化为艺术教育资源的可能。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近年来持续探索红色文化与音乐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路径，形成了以“文化引领、德艺双修”为导向，以“教、学、演、创、研”为主要环节的人才培养特色^[7]。学院将红色文化与江西地域传统文化引入专业课程、艺术创作、表演实践和研究环节，使其逐步进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与此同时，学院又通过《老表》《井冈颂》《红色记忆》《英雄之城1927》等主题性作品持续生产新的红色艺术文本，并以《长征组歌》的长期排练与巡演为抓手，将课堂、排练场、舞台和历史现场连接起来。

基于此，红色文化建设已不再是简单讨论“红色音乐具有什么思政价值”，而是在于阐释长征精神及江西革命文化如何经过资源转化、课程建设、主题创作、专业排演和历史现场实践，真正促进高校音乐人才培养中思政建设内生机制的形成。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思政建设实践体现在历史资源的课程化、主题创作的资源生成、《长征组歌》的场域化实践、节点纪念向常态机制的转化四个层面。

一、从历史资源到课程资源：长征精神进入专业教育的结构性路径

长征精神进入高校音乐教育，首先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怎样讲长征故事”，而是怎样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可进入课程、教材和专业训练体系的教育资源。革命历史本身不会自动生成育人效能，只有当历史事件、地方文化、艺术文本与专业教学之间形成稳定联系，红色资源才能由纪念对象转化为人才培养的组成部分。

江西红色文化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从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到中央苏区建设以及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江西革命历史为艺术创作与音乐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设了主旋律歌曲歌词创作与鉴赏、歌曲分析与写作、江西红色音乐文化、江西传统音乐概论、综合实践课等课程，将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贯穿于专业学习过程，实现了将这些资源融入人才培养当中。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在于红色文化开始从“活动内容”转向“课程内容”。纪念性讲座、红色主题音乐会和红色作品艺术实践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强的情感效应，但如果缺乏稳定的课程支撑，其育人作用容易随着活动结束而中断。进入正式课程之后，红色文化便参与知识结构、教学目标、学习过程以及专业实践的组织。学生不再只在某一个纪念年份接触长征与江西革命历史，而可能在歌词创作、作品分析、地方音乐研究、艺术实践等不同课程中不断重新理解这些文化资源。

由课程走向教材，则是这一转化进一步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学院近年来形成的课程思政系列教材覆盖声乐、钢琴、管弦乐、舞蹈、民歌和中小学音乐教学等领域。《歌声中的家国情怀——声乐演唱教程》以歌曲情感处理和家国情怀为教学主线；《中国红色经典钢琴作品演奏教程》把结构分析、演奏要领和价值理解结合起来；《中国红色经典管弦乐作品指挥解析》则从历史事件、音乐叙事、指挥技术和思想内涵等多个维度组织教学。教材化所产生的变化不只是增加了一批红色音乐教材，更意味着相关内容进一步经过选择、整理与结构化，可以在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甚至不同教育阶段重复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教材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其整体结构强调“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纵向上连接基础理论、专业技能、作品赏析和教学实践，横向上则在声乐、器乐、舞蹈及中小学教学等不同专业之间共享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这意味着同一种文化资源可以在不同专业中被重新编码。例如，《十送红军》等作品在声乐课中可以落实为呼吸、语言、音色和情感表达问题，在钢琴教学中可以转化为作品结构、演奏与价值问题，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又可以进一步融入课程设计和美育实践。

这种“同一文化内核，不同专业表达”的机制，是红色文化真正进入专业教育的重要条件。它避免了把思政内容局限为独立于专业之外的一套体系，使学生通过不同艺术实践不断接近同一历史文化对象。长征精神融入音乐教育因而经历了资源性质的改变，从革命历史资源转化为可教学的文化资源，再进一步沉淀为课程和教材资源。对于长征精神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纪念节点可以启动教育，但只有课程和教材才能延长教育。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正是基于此，实现了红色音乐文化资源多路径的转化（表1）^[8]。

二、从主题创作到人才培养：原创红色音乐的资源生成机制

课程与教材解决的是红色文化如何稳定进入专业教育，主题性艺术创作则回应如何持续生成新的红色音乐教育资源。红色文化进入高校音乐教育，并不意味着专业教学只能不断重复既有经典。艺术院校同时具有艺术生产功能，可以把历史记忆、地域文化和当代审美要求重新转化为新的艺术文本。因此，主题性创作的意义不能只从作品发表、项目立项或者获奖层面理解，更需要考察作品是否能够重新进入课堂、排练、演出和研究，成为人才培养的资源。

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红色音乐和地域音乐创作成果比较卓著，创作了交响乐《英雄之城1927》、室内乐《红色记忆》、歌曲《使命》、交响序曲《井冈颂》、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老表》等大量各类体裁的作品，其与《长征组歌》《红旗颂》《黄河大合唱》等经典作品共同置于演出、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实践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种既学习经典又生产新作品的双向结构。

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老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作品由笔者创作，并于2018年入选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作品采用江西革命音乐素材进行主题创作，主题形象鲜明并贯穿全曲。全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快板，展示当前美好生活；第二部分慢板，表现忆苦思甜、吃水不忘挖井人；第三部分快板，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从教育资源生成角度看，《老表》的意义十分明确：将地方文化经验融入民族器乐创作，地域文化便由抽象身份和文化记忆转化为可演奏、可分析和可排练的音乐文本。学生接触的不只是有关江西地方文化的知识，同时也是能够通过自身专业技能参与其中的艺术对象。

交响序曲《井冈颂》则体现出革命历史空间向音乐文本转换的另一条路径。该作品是笔者的又一创作，采用了江西革命音乐素材进行主题创作，以序曲的体裁形式，使用变奏、对位、调性变换等手法进行发展，音色细腻、丰富，音响气势宏伟，既表达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情怀，又表现出老区人民的新时代井冈山精神。从长征到井冈山，红色音乐教育的主题因此并非局限于单一历史事件，而逐步进入更广阔的江西革命历史谱系。

室内乐《红色记忆》为笔者创作的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仍然是以江西革命音乐作为创作素材，这一创作行为已经进入较为专业化的艺术生产体系。对于高校音乐教育而言，其意义在于红色音乐资源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典作品库，而是能够随着新的创作持续增加和更新。历史记忆由此不仅被再现，也在当代音乐语言中获得新的表达可能。交响乐《英雄之城1927》则显示了这一机制的持续性，该作品为笔者创作而获批的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获得2025年度江西文化艺术基金项目支持。它并非长征题材作品，因此不能把它直接纳入长征叙事。但这恰恰说明，学院并不是围绕某一个纪念年份进行临时性创作，而是持续从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央苏区建设、长征等江西革命历史资源中提取艺术题材，逐步形成具有地域连续性的红色音乐创作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并未停留在“成果端”，而是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中，形成从创作到教学的反向流动。“创”“研”与“教、学、演”共同构成五维联动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红色作品和研究成果不断反馈至教学和演出实践。由此，创作至少发生三次转化：历史文化首先转化为艺术文本，艺术文本进一步进入课堂与排练，学生又通过演奏、分析、研究和传播形成新的理解。从这一角度看，教师创作不再只是教学之外的科研成果，而成为人才培养内容的生产方式。作品创作、学生排演、课堂分析、理论研究乃至下一轮创作，形成人才培养与德艺双修的内循环。由此可见，原创红色音乐在人才培养中的深层价值并不主要体现为作品数量的增加，而在于其能否持续生成新的专业学习资源。只有当作品进入课程、排练、舞台和研究，创作才真正由艺术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原创红色音乐的资源生成机制。

三、从排练场到长征源：《长征组歌》的场域化育人实践

在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已有实践中，《长征组歌》最能具体呈现长征精神如何由历史知识进入专业学习，并进一步转化为艺术体验。与一般课堂教学相比，其特殊性不只在于作品题材，而在于学院把历史学习、专业排练、集体协作、舞台演出和历史现场纳入同一教育过程，使长征精神经历了从知识认知到情感体验再到艺术行动的连续生成。

首先，《长征组歌》的排练本身已经具有明显的课程属性。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教师不仅指导演唱、演奏及舞台呈现，还围绕长征精神、长征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与会议、作品所表现的具体情境等内容对学生展开专题辅导。随后，指挥教师进一步对不同声部、乐器组、领唱和朗诵，甚至是主持人进行细化指导，把作品内涵落实到艺术表达之中。这一方式与简单的“专业课+思政”不同。对合唱表演而言，历史情境的理解直接关系着语言重音、情感力度和声音表达；对乐队演奏而言，作品叙事和情绪走向又会影响速度、力度、音响层次以及声部之间的协作。这种历史讲解和专业排练并非前后分离，而是在同一教学过程中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到一种“价值内生”的教育方式。所谓价值内生，并不是淡化思想教育，而是让价值理解进入专业知识和艺术实践内部。学生并非“先学技术、再接受教育”，而是在怎样唱、怎样奏、怎样处理作品的过程中不断理解作品为什么如此表达。当历史理解开始影响艺术诠释时，长征精神便从作品外部背景进入学生的专业行为。

其次，大规模集体排演使长征精神从概念转化为共同体经验。学院《长征组歌》演出由120余人的映山红合唱团、90余人的青蓝交响乐团以及朗诵、领唱、后勤等多个团队共同完成，每场参与人员有230余人，近年累计巡演20余场，线上线下观众达到10万余人次。学院还建立了主力队、预备队、观摩和梯队替补制度。这些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说明演出规模。合唱与交响乐本身就是高度集体化的艺术形式，个体需要服从统一协调，需要倾听其他声部，需要在整体音响结构中确认自己的位置。而长征精神中所蕴含的集体协作、责任意识和坚韧品质，使参与者能够在排练中得到某种对应性的身体体验。尤其是梯队培养，使《长征组歌》不再只是某一届学生完成的演出任务，而逐渐成为具有代际传递的教育属性。

最后，当《长征组歌》由排练场进入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等真实历史空间时，其育人意义则发生飞跃式变化。学院2021年在江西师范大学校园、江西省艺术中心、赣州、于都、江西陆军步兵学院、抚州、上高等不同场所巡演。其中，在于都河渡口广场和于都长征源大剧场的演出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在普通音乐厅演出《长征组歌》，作品主要依靠歌词、音乐和表演唤起历史想象；而当学生站在长征出发地演唱同一作品时，音乐叙事与实际历史空间发生重合。此时，于都不再只是演出地点，而成为作品意义的一部分。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场域化育人”。这里的“场域化”并不是简单强调到革命旧址参观或举行演出，而是指历史地点、艺术作品和表演主体之间形成具有教育意义的连接。历史空间本身成为一种教育媒介，使学生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中的长征，而是与脚下空间发生关联的历史记忆。演出后观众的反馈能够部分说明这种空间重合所产生的意义。在于都演出时，当地观众尤其关注青年学生演唱《长征组歌》所体现的代际传承，并将青年一代演唱长征经典理解为新的历史接续。这些反馈属于参与者和观众的质性经验，不能替代严格的教育效果测量，但至少显示，演出已经超出了普通专业汇报的范围，成为地方社会共同参与历史记忆再生产的一种方式。

《长征组歌》的巡演还进一步把专业课堂扩展为社会课堂。演出对象既有高校师生，也包括苏区群众、地方社会人士和军校官兵。对学生而言，这意味着角色发生变化，在课堂和排练场中，他们首先是学习者，进入社会演出之后，他们又成为历史文化的艺术表达者和传播者。这种身份转换具有重要的育人意义。学习者面对的是“我如何理解这段历史”，传播者面对的则是“我如何把自己的理解通过艺术形式准确地表达给他人”。由接受走向表达，使价值认同进一步落实为专业行动。

由此可见，《长征组歌》的实践形成了“认知—情感—行动”的递进。历史辅导与作品分析构成认知基础，集体排练与音乐表现形成情感体验，历史现场和社会演出则把这种理解转化为艺术传播行为。其教育价值不能简单归结为“红色题材具有感染力”，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学院对作品、课程、排练、团队、空间与社会实践所进行的重新组织。

四、从纪念节点到常态机制：长征精神融入艺术人才培养的实践启示

长征胜利90周年构成重要的历史纪念节点。对于艺术院校来说，真正需要重视的并不是如何把节点活动办得更加丰富，而是如何使纪念之后留下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已有实践表明，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完成三方面转变。

首先，由“思政加法”转向“价值内生”。当前课程思政建设已经从“有没有”进一步走向“好不好”。《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对课程思政“硬融入”“表面化”等问题的提出，本身说明简单增加思政内容并不足以实现深度融合。对于音乐专业来说，更适合的路径不是在技能教学结束后另行增加价值讲解，而是从作品内部寻找专业和价值之间的关联。《长征组歌》的排练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历史理解直接参与作品诠释，专业技术又成为表达历史和情感的手段。这样，价值教育并不是附着在声乐、器乐、指挥之外，而是在完成专业表达的过程中生成。

其次，由“活动育人”转向“课程、创作与实践协同”。单次演出可以形成强烈体验，却很难单独承担长期人才培养任务。课程、教材、创作和实践之间形成连接，才可能把活动效应沉淀下来。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相关实践已经呈现出这一结构，红色历史和地方文化进入课程，课程经验进一步转化为教材；与此同时，教师持续进行红色主题艺术创作，新作品又进入乐团、舞台和研究过程；《长征组歌》等经典作品则在排练、巡演和社会实践中成为学生专业训练的重要载体。

学院形成的“教、学、演、创、研”五位一体不是五个并列活动，而是可以构成资源循环，即“教”为学习提供组织，“学”是完成知识与技能内化，“演”将作品转化为实践经验，“创”则持续生产新的艺术文本，“研”又对创作和实践进行总结并反馈至课程。学院所形成的五维联动人才培养方式，由此获得了具体的运行逻辑。

最后，由“节点纪念”转向“制度沉淀”。重大纪念年份具有明显的时间集中性，而人才培养则是长期过程。如果长征胜利90周年只留下几台晚会或几场演出，其教育意义终究有限。真正能够延长纪念效应的，是活动结束后留下什么。从学院现有实践看，《长征组歌》已经形成主力与后备梯队、观摩学习以及新旧成员替补等机制；学院主编的《江西红色音乐文化》系列六册书籍与《中国红色经典钢琴作品演奏教程》等七册课程思政教材则将已有经验进一步沉淀为稳定教学文本；持续出现的原创作品又不断补充新的艺术资源。由此形成的课程、教材、作品和实践团队，才是纪念节点能够进入人才培养长期过程的关键。这一点也与当前“大思政课”强调实践教学和社会大课堂的方向相契合。对于拥有革命遗址和红色文化空间的艺术院校而言，可以进一步将课程、采风、创作、排演与历史现场建立长期联系。于都的意义正在这里，历史现场并不是一次巡演路线中的普通节点，它可以进一步成为音乐院校课程、采风、创作、排演和研究长期发生联系的空间。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也符合学校美育从单一艺术技能训练走向浸润的发展方向。美育要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以提升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和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红色音乐教育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状态也应当如此，它不是在专业教育之外设置一个独立板块，而是通过作品、课程、创作、排演和社会实践不断进入学生的专业成长。

因此，艺术院校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需要从“做一次活动”的思维进一步转向“形成一套机制”，从思政内容的外在叠加走向价值意义的专业内生，从单次艺术活动走向课程、创作与实践协同，从纪念节点的集中呈现走向课程、教材、作品、团队和历史现场共同支撑的长期育人。纪念因而不只是对过去的回望，同时也是重建当代艺术教育与历史记忆之间关系的契机。

结语

长征精神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不能只依赖纪念性表达，也不能简单通过增加红色题材的教学内容来实现。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相关思政建设实践表明，只有经过历史文化资源、课程与教材资源、主题创作资源、排演实践资源乃至制度资源之间的连续转化，红色文化才可能真正进入专业人才培养内部。

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把价值教育与专业教育重新组织起来。红色历史通过课程和教材进入知识结构，通过原创作品进入艺术生产，通过《长征组歌》等排演活动进入学生的声音、身体和舞台经验，并在于都等真实历史现场进一步获得情境化意义。“教、学、演、创、研”的联动，也使学生由历史认知逐渐走向情感体验和艺术行动。

因此，艺术院校纪念重大历史节点的价值，并不主要取决于活动的规模和数量，而在于节点过后能否留下课程、教材、作品、团队和稳定机制。长征胜利90周年所提供的教育契机，最终应当推动艺术教育由“纪念长征胜利”走向“以长征精神育人”，使红色历史不只是被讲述和观看的过去，而成为青年学生思政教育中能够学习、创造、表演和持续传播的当代艺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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