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红色场馆作为连接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的重要桥梁，在实践育人中发挥独特作用。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其动因体现为时代特征、政策导向与内在需求的推动，其内涵体现为空间属性、生产逻辑与功能目标的转变，其特征体现为叙事方式、叙事主体、空间形态的新变化。新征程推动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需审视空间布局结构性失衡、馆校合作浅层化运行、制度体系保障力不足等空间困厄。江西作为革命老区，以红色场馆为枢纽，以数智技术为支撑，以实践育人为导向，在资源整合基础上形成了全域物理空间新形态、在馆校融合基础上形成了协同实践教学空间新形态、在数智技术赋能基础上形成了多维育人空间新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原创性提出“大思政课”重要理念，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1］，这表明我们党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大思政课”之大，首先体现为育人空间之大，它把“社会空间纳入其范畴，推动社会空间不断充实思政课程的内涵和形态”［2］，质言之，就是要“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3］。这种空间延展，既是实践育人的内在要求，也是思政课守正创新的外在体现。“红色场馆作为革命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和红色文化的空间呈现”［4］，具有独特的空间属性与育人价值，是实践育人的重要场域。在“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逐渐转向育人空间。因此，从空间转向、空间困厄与空间图景等维度厘清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内在机理，对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空间转向：红色场馆从纪念空间到育人空间的转型
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5］空间既是人与世界互动的场所，也是人作为主体进行实践的重要成果。红色场馆是承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的红色文化空间。在“大思政课”建设语境中，红色场馆的空间形态、结构、功能等发生深刻巨变，逐渐从作为承载历史记忆的物理空间转向作为立德树人的育人空间，就其本质而言，是单一功能向多元功能转向。为此，剖析这一空间转向的动因、内涵与特征，是深刻把握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内在机理的基本前提。
（一）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的动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红色场馆从历史纪念空间转向思政育人空间，既是满足世代青年认知需求的时代需要，也是加强“大思政课”建设的政策要求，更是思政课实践育人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
其一，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重塑了当代青年群体的认知范式。数智技术引发的青年认知范式发生深刻变革是红色场馆空间转向的时代动因。当前，思政课面向的受教育群体已经逐渐从Y世代更迭为Z世代。所谓世代，“指的是年龄相近且具有共同信念、偏好和经验等普遍性特征的群体”［6］。Z世代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间的人群，作为“互联网原生代”［7］，他们习惯于碎片化、沉浸式、互动化的信息获取模式，注重体验感、参与感与情感认同。这一认知范式的转变，使得以校园课堂为主阵地的传统理论灌输式教育模式逐渐失效，亟须构建一个兼具理论教育与具身体验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因此，实践育人需要突破空间束缚，拓展空间边界。红色场馆作为承载历史记忆、兼具实景叙事与场景浸润功能的文化育人空间，其叙事特点与优势契合Z世代的认知特点，这也由此构成红色场馆发生空间转向的深层时代动因。
其二，推进“大思政课”建设需要发挥红色场馆独特的育人优势。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是红色场馆空间转向的政策动因。“大思政课”建设是党和国家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思政课形态变革与空间延展的核心动力。《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要统筹用好各类社会资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用好红色资源”［8］。红色场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史记忆，它具有两重育人表征：一方面，通过场馆内陈列的革命文物、历史遗存以及场景布设，“不同元素发挥着不同的红色记忆建构功能”［9］，它们以无声在场的方式构筑历史叙事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以话语阐释、历史解读等方式深度解码红色记忆，把静态无声的历史转化为激发情感共鸣的育人元素。相较于其他社会空间，红色场馆兼具历史真实性、价值引领性与教育公共性，是思政课堂向社会延伸的最佳载体，是“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资源。
其三，破解思政课实践育人发展困境需要有效开发与利用红色场馆。实现思政课实践育人提质增效是红色场馆空间转向的内在动因。思政课实践育人是打通理论与实践“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途径，目的是培育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能够担负起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时代新人。尽管当前思政课通过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等活动来构建实践育人体系，但仍存在形式化、浅层化、空洞化、同质化等显著问题，无法有效实现实践育人的根本目标。马克思曾说：“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10］红色场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征程中建构生成的特殊文化空间，反映了革命先烈为信仰与理想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在当代已然成为实践育人的天然场域。通过有效开发红色场馆，营造育人场景，既可以让青年学生在感触历史中实现思想升华，又能够通过具身体验达成价值认同和内化，进而提升实践育人成效。
（二）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的内涵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研究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整体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11］，这一理论范式打破了将空间视为静止不变的传统观念，认为空间既是人进行实践活动的产物，也因人类实践而不断进行空间生产，空间形态的演变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提升思政课实践育人成效，需要红色场馆突破静态历史载体的功能边界，实现从“历史容器”向“育人场域”的质性转变。
其一，在空间属性上，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属性转向是空间转向在实践层面的首要体现，其本质在于推动空间从容纳“物”转为育人的场域，即从静态陈列场转为动态育人场。“纪念空间以其厚重的红色历史为脚本，成为唤醒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12］红色场馆作为一种社会纪念空间，以历史脉络的线性叙事连接过去与现在，向观众直观展示历史进程。但观众始终处在接收信息的“被动者”位置，这一纪念空间能否唤醒他们的集体记忆，取决于各自的文化素养与情感认同。此外，红色场馆存在的“重收藏轻利用、重展示轻互动、重输入轻体验”的问题，无法有效构建一个具有沉浸感、启发性与思辨性的实践场景。育人场景的构建则要求红色场馆在空间设计上要超越简单的历史复现，通过场景营造、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方式，把观众转化为历史的“介入者”与“反思者”。这一转向的本质在于使红色场馆这一纪念空间从信息的终点站转为价值生成的出发点，实现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根本转变。
其二，在生产逻辑上，由历史记忆空间转向意义生产空间。价值转向是空间转向在意义层面的深化与升华，红色场馆从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意味着其核心使命从“记忆保存”升华为“价值引领”。恩格斯认为，“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3］，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空间进行再生产，“这种改造一方面使自然空间人化，赋予空间以人的属性和意义，另一方面还深入社会关系领域，形成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社会空间，塑造了空间的形态与功能”［14］。在空间转向视域下，记忆保存是红色场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如何把历史记忆转化为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精神力量，这是更深层的追求。换言之，就是要把红色场馆的叙事重心从“过去我们做了什么”转向“未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实现“记忆叙事”向“价值认同”的转化。
其三，在功能目标上，由精神传承空间转向价值塑造空间。功能目标转向是空间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最终落脚点。红色场馆从单一的历史纪念空间转向多元育人空间，其实质就是从原来侧重精神传承转向价值塑造。作为精神传承空间，红色场馆的主要功能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使命是让观众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从信息传递来看，这存在一定的灌输性与接受性。作为价值塑造空间，红色场馆的功能已不再是单一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场景创设与营造，以沉浸、体验、思辨、互动等形式，把具身体验的事物转化为内在的稳固的价值认同，进而达成价值塑造的根本目标。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价值塑造的终极目的就是“改造世界”，红色场馆作为重要的社会实践空间，本身就应服从与服务于这一目的。
（三）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的特征
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并非简单的形态更迭、功能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的空间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叙事方式从宏大历史叙事转为分众精准育人叙事；二是叙事主体由场馆主导转为多元主体协同建设；三是空间形态由物理空间转为虚实相生的多维空间。
其一，叙事方式上，呈现宏大历史叙事向分众精准育人叙事转变的特征。建立红色场馆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历史记忆，其叙事逻辑是以历史事实为根基，以线性的、宏大的、结论先行的方式进行讲述。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可以直观展示重要会议、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千人一面”的统一化叙事忽视了不同类型群体的认知差异，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转向育人空间后，为提升育人实效性，红色场馆的叙事逻辑既要以历史事实为根基，也要注重建立历史与个体生命经验之间的意义连接，通过挖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以“大历史、小切口，大道理、小故事”的方式构建情感共鸣叙事场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明确把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导向。精准把握不同类型群体的认知与价值需求，实现从漫灌到滴灌的转变，是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的内在要求。
其二，叙事主体上，呈现场馆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共建转变的特征。红色场馆的传统运营与传播主要以场馆管理人员或专业讲解员为主导，其他人群在参观学习过程中始终处在信息被动接受者的位置，双方缺乏互动，观众参与感低。从育人效果看，这既受场馆管理方或专业讲解员的理论水平与表达艺术的制约，也受观众自身综合文化素养的影响。在转向育人空间后，红色场馆出现了“主体间性”，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从原来的“主-客”关系转为“主-主”关系。管理人员或专业讲解员不再主导教育进程，高校、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开始参与其中。由此，红色场馆的多元主体形成了一种协同联动：场馆负责提供资源、活动空间与专业讲解；教师深度参与教学策划，推动场馆资源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学生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育人空间的共建者与传播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开发各类研学活动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叙事模式。
其三，空间形态上，呈现从物理空间向虚实相生的多维空间转变的特征。红色场馆主要以固定、封闭的物理建筑为主要载体，空间边界清晰，受教育者必须到限定的空间之中才能进行参观学习。从育人效果看，受时间、距离、容量等因素影响，教育范围有限，难以满足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要求、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16］，为红色场馆空间边界的拓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在转向育人空间后，红色场馆的空间边界实现根本性突破，一方面，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实现由实转虚，即从物理空间演变为虚实共生空间，从而打破时空限制，让受众可随时随地接触红色文化资源，真正实现“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通过加强馆校、校地合作，将育人空间从校园拓展至社会、从场馆拓展至社区，构建了一个立体化、泛在化的育人场域。
二、空间困厄：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的现实困境
实践育人的目标具有两重性：一是让理论在社会实践中转化为具身认识，实现理论既入脑也入心；二是把历史记忆、生活经验转化为理论认知，实现抽象概括与认知升华。“开拓实践育人空间，让生活成为成长的核心课堂与实践的核心场域。”［17］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其根本目的是让静态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动态的育人资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提供资源与空间支撑。但是，从当前实践看，仍存在空间布局结构性失衡、馆校合作浅层化运行、制度体系保障力不足等问题。
（一）空间布局结构性失衡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实践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缅怀先辈、述说历史、传承精神为核心主题的红色场馆遍布全国各地。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成为高校思政课开展实践育人的内容支撑。但由于实践主体选择的偏好性、场馆的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影响，红色场馆开发利用的空间布局存在结构性失衡，体现在全域化建设、分众化遴选、主题化贯通等方面。
其一，红色场馆全域化建设有待加强。广义的红色场馆，通常指各类型的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革命遗迹、革命故居、烈士陵园等，蕴含各种红色物质资源、红色精神资源、红色制度资源等资源形态［18］。以红色场馆作为实践育人的主阵地、主空间，就必须以全域化建设为根本要求，加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场馆建设。当前，高校选择实践教学基地呈现趋同性与集聚性，即重点选择社会影响大、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设施完备的大型综合性纪念馆，而对分布在位置偏远、知名度低的革命遗迹、旧址故居等关注不足、利用有限。这就造成红色场馆的开发利用呈现冷热不均的现状，即知名度高、位置优越的红色场馆“不堪重负”，知名度低、位置偏远的红色场馆“门可罗雀”。整体而言，尚未形成城乡一体、全域覆盖的育人空间布局。
其二，红色场馆分众化遴选有待优化。红色场馆分众化遴选的意义在于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实施分众教育，提升育人实效。分众教育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选择，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必由之路。“囿于技术发展限制，这种教育方式长期停留于学术探讨和实践畅想的层面。”［19］但在数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和提升实践育人成效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这一教育方式正从设想成为现实。但是，高校遴选红色场馆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多采用标准化、统一化的方法，忽视了不同专业、不同学段、不同培养目标的分众考量，这种遴选标准与育人需求无法实现精准对接，导致出现“流水线”式的统一参观模式，难以充分发挥红色场馆实践育人优势。
其三，红色场馆主题化贯通有待提升。事实上，尽管红色场馆存在不同类型、分布在不同区域，但其历史主线、叙事主题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历史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历史阶段中始终结合基本国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其叙事主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念、精神等。因此，从应然状态看，红色场馆之间应形成资源互补、内容衔接、梯次递进的协同格局，明晰历史主线，讲清叙事主题。但实然状态却是红色场馆大多处于各自运营、分散发展，资源没有实现有效整合与协同联动，观众接受的始终是“碎片化”信息，没有形成体系化、完整性的认识。在实践育人过程中，红色场馆也难以串联成体系化的育人链条，制约了实践育人成效的提升。
（二）馆校合作浅层化运行
馆校合作是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的外在表征和重要形式。馆校合作的目的是打破资源壁垒与空间限制，实现协同育人。在构建实践育人体系中，高校把拓展社会空间的重心放在各类场馆特别是红色场馆中，双方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设立实践教学基地等模式深化馆校合作。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模式并未完全发挥其效能，多数停留在浅层化运行的阶段，体现为教育理念错位、合作模式单一、团队建设滞后等方面。
其一，教育理念存在错位。长期以来，馆校各自独立运行，形成了各有偏重的教育理念与逻辑。红色场馆注重在讲历史事实过程中，以充满情感的话语表达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学校则注重知识的体系化学理化“灌输”，以理论辨析的叙事方式引发学生的思想争鸣。在馆校合作的框架下，“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理应发挥主导作用，而红色场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资源供给方，承担着提供鲜活教育素材的辅助功能”［20］。但在实际运行中，红色场馆困囿于纪念展示、文化保存等传统定位，主张通过参观、讲解的方式讲述红色历史；高校思政课则在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过程中，把场馆实践简单作为实践教学的形式，忽视场馆作为实景课堂、价值场域的铸魂育人功能。馆校由于理念层面的错位，双方难以形成育人共识，导致合作停留在浅层化层次。
其二，合作模式相对单一。馆校合作是实现学校与社会紧密关联的重要形式。但当前馆校合作模式还略显单一，具体体现为：在形式上，馆校合作多以挂牌实践教学基地，高校组织学生集中参观、定期开展研学为主要形式，模式固定、内容单薄，馆校双方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缺乏深度互动与合作。在内容上，馆校双方围绕场馆的特色主题开发利用不足，没有形成有特色、有质量的教学议题，在议题设置、教学互动与研讨等环节存在形式化、浅层化等问题。在机制上，尽管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但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为松散的合作模式，尚未围绕常态化活动的开展、研究项目的合作等核心任务形成长效机制，在实践教学中常出现“走马观花、看完即走”，使红色场馆的丰富资源无法有效转化为思政实践育人的教学资源。
其三，团队建设存在不足。提升实践育人成效，离不开专业化、复合型人才队伍的支撑。深化馆校合作、提升育人实效，关键要实现师资共建共享。从当前实际情况看，馆校双方在团队建设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而言：在定位方面，“当前馆校合作中双方师资力量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局限是影响合作效能的主观障碍”［21］。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师仅将自己定位为课堂教师，认为红色场馆实践教学的组织者、主导者是场馆管理人员或讲解员；另一方面，场馆管理人员或讲解员将自己视为资源的供给者或教学的服务者，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在共建方面，馆校之间未建立师资互聘、双向培训、联合教研等机制，尚未建设一支兼具红色文化素养与思政教学能力的教学团队。在共享方面，馆校的师资互动性不足，未形成一个资源共享、协同提升的育人共同体。
（三）制度体系保障力不足
制度建设是深化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关键之举。从内在逻辑来看，没有健全的制度体系，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建设只能停留在碎片化、浅层化阶段。何谓制度？“制度是得到社会认可的约束和激励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规范、法律和法规的集成，它们通常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稳定性和普遍性。”［22］推动红色场馆由纪念空间转向育人空间，目的是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因此，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当前，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制度建设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体现为：政府部门的顶层规划与统筹有待加强、保障高校与场馆开展实践育人工作的制度有待完善、提升馆校协同育人的机制有待健全。
其一，顶层规划与统筹发展有待加强。加强实践育人是党和国家立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一以贯之并加以落实的重大决策。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看，战略规划力［23］是其显著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24］善于进行顶层规划和统筹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看家本领。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就构建实践育人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工作建议，为深入推进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但从具体实践看，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在顶层规划与统筹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不同区域与层级的红色场馆资源分配不均、馆校协同育人的权责不清晰、考核与评价机制不健全等。
其二，育人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实践育人重在“体系建设”［25］，构建馆校协同育人体系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从现实运作看，无论是高校还是场馆，在实践育人中都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瓶颈。一方面，馆校协同育人意味着双方要在固有职能的基础上建设新的育人场域，无论是红色场馆承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相关活动，还是高校依托红色场馆重构实践教学体系，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给馆校带来较大的建设压力。另一方面，馆校协同育人意味着育人模式要实现系统性变革，双方在资源对接、课程共建、师资建设、活动组织、考核评价方面要以一体化建设为目标，但困囿于各自承担的主要社会功能，一体化建设的堵点难点还较多。这些都成为制约馆校协同开展实践育人的重要因素。从现有育人保障机制看，建设还相对滞后，如政府对红色场馆与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经费、政策支持不足；对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协同育人体系重视不足等。
其三，协同育人机制有待健全。制度建设重在立规则、明权责、强保障，机制建设重在搭路径、通衔接、促运转。馆校协同育人机制健全不健全、流畅不流畅，事关实践育人成效。从现实情况看，当前馆校协同育人的机制还有待健全。一方面，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红色场馆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有待完善。红色场馆赋能实践育人绝非单打独斗，而是要形成一个育人矩阵，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系统思维与整体视野，站在实践育人的战略高度，打破不同类型与不同区域红色场馆之间的壁垒，构建资源共享、协同联动的育人矩阵。比如，纪念馆的文物与革命遗址的真实场景有效结合后，育人成效会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馆校之间的协同育人机制还有待优化。尽管在馆校合作的框架下，已经初步构建起一套合作机制，但在资源、师资、场地等方面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还有待优化。
三、空间图景：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新形态
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革命老区要“保护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加强红色教育”。江西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红色场馆数量与类型众多。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江西始终立足红色文化资源大省的区域优势，以全域统筹、馆校融合、数智延伸为抓手，系统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深度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打造了一个“以红色场馆为枢纽、多节点联动、多形态拓展、多主体协同”的实践育人体系，呈现出在资源整合基础上形成的全域物理空间新形态、在馆校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协同实践教学空间新形态、在数智技术赋能基础上形成的多维育人空间新形态。
（一）在资源整合基础上形成全域物理空间新形态
物理空间是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基本场所，其存在形式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被感知和所见的实体事物，它具有“可见性”［26］。相对于传统物理空间，红色场馆在赋能思政课实践育人中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体现为层级清晰、资源贯通、功能互补、全域覆盖等。江西作为红色资源“富矿”省份，在井冈山、瑞金、南昌、安源等地拥有一批具有标志性和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红色纪念场馆①。此外，江西作为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大量革命旧居、战斗遗址、红色标语等散落在全省各地。因此，从资源分布看，江西构建一个资源贯通与全域覆盖的实践育人矩阵有深厚的基础。为此，江西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优势，逐渐构建起以红色场馆为核心的实践育人矩阵。
其一，构建了“点-线-面”结合的全域空间布局。江西以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为契机，将红色场馆纳入全省大思政课和红色文化高地建设规划。战略规划是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的关键举措。为此，江西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江西省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规划（2024—2028年）》，以建设“一区五地”②为总体目标，以“三擎驱动、五区支撑、三级辐射”③为战略布局，为全域物理空间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具体而言，在“点”上，重点提升30家登记备案的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的标准化、示范性建设；在“线”上，精心设计“我的井冈行”等10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串联起近3000处革命遗址；在“面”上，打造赣中、赣东-赣东北、赣北、赣西-赣西北、赣南等五大红色片区，形成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实践教学基地。
其二，形成了一体化实践教学基地网络。以红色场馆为核心枢纽，构建覆盖全域的一体化实践教学基地网络，是提升红色场馆赋能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的重要保障。江西在构建红色场馆“点-线-面”的空间布局中，十分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网络的建设。当前，全省已建成156个省级红色研学基地，800余个市县级实践基地，为实践育人提供了空间保障。同时，江西还启动了“百馆千校”行动，全省百余所高校积极参与到与红色场馆联建的行动之中，高校与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密切合作，组建了100所“家门口”大思政课主题实践教学基地，拓展了实践教学空间。
其三，打造了“校内-校外”贯通的实践育人场域。打造思政课实践育人场域要注重两重性：一方面，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积极拓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使思政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另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利用校内资源，打造校内实践教学空间。如江西师范大学不仅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红色场馆签订合作协议，也十分注重校内实践场域的开发利用，打造了集“像、场、园、馆、展、室”于一体的思政场域化教育教学基地。此外，赣南师范大学的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江西理工大学的苏区精神展馆等，都是高校进行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有益探索。打造“校内-校外”贯通的实践育人场域，既有利于在社会空间中讲好宏大历史叙事，也有利于将其浓缩于校内日常场景之中，使实践育人实现从特定场域体验到日常生活浸润的衔接。
（二）在馆校融合基础上形成协同实践教学空间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27］把思政课堂从校内拓展至社会，意味着教学空间和育人主体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需要不同场域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江西在探索思政课堂走向社会课堂的实践中，打造了以馆校合作为核心的协同实践教学空间新形态。这一空间新形态使红色场馆从单向度的纪念空间转向多维育人新空间。
其一，提升红色场馆建设质效。“实践课程教学基地是实施思政课实践课程教学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保障。”［28］一定意义上，红色场馆的建设质量事关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成效。因此，提升红色场馆建设质效，是保障思政课实践育人成效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江西在整合优化已有红色场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优化布局。如2024年建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纪念馆并开馆运行，筹建江西革命军事馆等。在实现“硬件”升级的同时，江西还积极推动高校与红色场馆之间的合作，提升红色场馆的“软实力”。充分依托和发挥高校理论研究的优势，与场馆共同开发特色思政课程，如南昌大学与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合作开发的课程资源入选了教育部“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建设推介项目，为红色场馆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内在支撑。
其二，打造协同育人共同体。针对协同育人主体目标的不一致性、沟通信息的不对称性、动力保障的不稳定性、制度设计的不系统性等问题［29］，江西省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做法。如由江西省牵头，联合上海、湖南、贵州、陕西、河北、北京等六省市成立全国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搭建七省（市）联合研学实践平台。成立跨区域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既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红色资源，也可以促进不同区域红色资源的流通与整合，并以此为基点，加强不同省份与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实践育人体系的深化发展。
其三，构建理论研究平台矩阵。加强理论研究有利于为深化实践育人提供理论指导与借鉴。“大思政课”作为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实践形态，社会实践属性是其根本属性［30］。但这不意味着实践教学就不需要进行理论研究，相反，两者之间应是良性互动：一方面，把实践教学经验进行提炼升华，并加以理论建构与阐释；另一方面，以成熟的理论体系反哺实践教学，提升实践育人实效。为此，江西积极打造理论研究平台矩阵：一是由江西省委宣传部联合多部门成立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建设面向全国的理论研究平台，为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江西与全国红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二是加强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建设，打造“1+3+Ｎ”④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矩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31］。江西通过构建多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矩阵，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也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重要载体。
（三）在数智技术赋能基础上形成多维育人空间新形态
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更新迭代，为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注入了强劲动能。在数智技术的影响下，红色场馆由传统的物理空间形态逐渐演化为虚实共生的多维育人空间新形态，这一形态以物理空间为根基，通过资源数字化、虚拟场景创设等方式，把线下资源活化为线上资源，拓宽红色场馆育人空间。由此，“推进沉浸场景与体验空间精准育人，正是突破课堂边界、融合思政教育与现实实践的关键”［32］。江西在探索实践育人过程中，运用数智技术逐渐构建起一个虚实结合、线上线下融合、突破物理限制的多维育人新空间。
其一，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创设沉浸式体验空间。红色场馆以“讲解-听讲”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实践教学模式的缺陷在数智时代已逐渐凸显，数智技术的深度嵌入引发了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全新变革。因此，立足Z世代的基本学情，充分运用数智技术创设新型教学空间已然成为推动实践教学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江西积极运用AR、VR等虚拟仿真技术，通过创设沉浸式体验空间，让学生“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以“亲历者”的视野见证历史发展，在“具身体验”中实现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如井冈山搭建“井冈山红色VR导览”系统，建设“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等数字体验馆；南昌市小平小道陈列馆开发线上课程，打造AI“数字人”课堂；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运用VR技术创设沉浸式场景等。
其二，运用数字化技术打造线上资源共享空间。数智技术的发展为静态的历史资源活化为动态的数字资源提供了可能，“虚拟仿真、智能建模、数据可视化等手段，极大地拓展了教学资源的广度，增强了感官冲击力”［33］。江西红色资源丰富，但在资源开发与共享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为此，江西在实践探索中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与利用，建立全省革命文物数据库和红色资源数据库。如井冈山市运用数字化技术，对127件可移动文物、218件平面文物和4290页文献书画进行数字化处理，让革命文物实现“数字永生”［34］；江西省委宣传部联合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江西中心打造“红色江西”2.0版，让实体场馆“数字化”落地，并入驻“学习强国”；赣南师范大学立足原中央苏区资源打造“苏区红”数字资源库。
其三，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打造混合式教学空间。打造混合式教学空间是高校思政课立足现实状况开展实践教学的必然选择。江西在立足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空间。在线下，以各类红色场馆为实体支撑，通过馆校协同机制，把课堂从学校搬到场馆之中，积极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并在课堂与场馆创设沉浸式教学场景，搭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实景育人场域。在线上，通过数智技术，把实体场馆搬至“云端”，打破地理阻隔与时空限制，让学生随时随地都能进入虚拟场馆进行实践学习。通过打造混合式教学空间，不仅拓展了思政课实践教学边界，更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实现了红色场馆的活化转化，构建起了一个虚实共生、时空延展的实践育人新模式，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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